孟子的“王道”與“仁政”學說。是怎樣的啊

時間 2021-06-20 04:51:13

1樓:匿名使用者

孟子和他的王道

春秋末期,隨著****集權的逐步確立,廣大被剝削階級發出了不堪重負的呻吟。尤其是奴隸,農民等勞動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鎖套在他們身上,戰爭,壓抑,管制,使得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人們無法喘息,這引發了廣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憐憫。究竟人民與君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關係,人民與君主在國家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孟子繼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學說回答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他的這一學說,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個新臺階。

“禮崩樂壞”的尷尬

孔門**3000,可謂桃李天下,孔子死後,儒家逐漸蔚為大觀,孟子無疑是繼孔子之後的又一位儒學大師,被後人尊為“亞聖”

像那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孟子“道既通”滿懷希望的踏上游宦之路。 輾轉於齊、宋、魯、騰、魏。從孟子的生平及其交遊看,他很早就成為了一個名士,長期周遊於列國,在列強最高統治集團外面轉悠,宣傳他的仁政思想,他這種宣傳也僅僅是止於“轉悠”。

這個時候,各個諸侯正忙於群雄逐鹿,**有心情聽他的所謂“仁政”這些話頂多是說說而已,實際上並不頂用。

孟子繼承並且發揚了孔子的社會批判思想,他對歷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亂”聖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亂。“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無所安息”發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目前正處於一個空前的衰亂時期,孟子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還對當時連綿不絕的戰爭進行了強烈的抨擊:“今夫天下之人牧,為嘗不嗜殺人者。”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不惜: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這樣的亂世,他也不恤憤怒的吶喊:“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

與孔子一樣,孟子也以天下為己任,把改造社會視為自己的責任所在,他對未來充滿著信心,既然歷史的發展是“一治一亂”亂到一定程度,自然會有聖人出現,天下自然會太平下來。 他在對現實的批判中,卻也容入了自己的希望。

“王道”學說及其實現

孔子思想體系中的兩大內容是仁與禮孟子更多的繼承了孔子學說中“仁”的學說。

那麼何謂“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與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互為表裡,而二者合起來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體系的靈魂,他從各個方面反覆對仁進行闡釋與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是與生俱來的,稱之為“四端”。它們是“仁、義、禮、智”四德的基礎,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

其作為孟子社會理想的支撐點,在兩個方面同時顯示意義。

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作為統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是件輕鬆易舉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統治者要施行“仁政”。為政必須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滅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學說和他的社會理想的最基本內容,而性善論則做為其內在的依據做著最好的闡釋。

通俗一點的說,在孟子看來,正是由於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統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實現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終指向了“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闢地闡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 不入 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減輕人民負擔,遵循自然規律,人們豐衣足食,雖死無憾,這就是“王道”。它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大體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會政治;二是比較完善的倫理道德。

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覆地進行論述。

齊宣王曾向孟子請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擇樑無禁,罪人不 老而無妻為鰥,老而無夫為寡,老而無子為獨,幼而無父為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謂的王政,除了輕徭薄役,減少刑罰之外,還把對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的深切憐憫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仁政”首先得把這些考慮進去。

孟子情形地認識到若要使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恆心”則國家必須有“恆產”否則則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人們首先能活下來,然後才能言及仁義,這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處。

因此孟子特別提醒國君們要注意本國的經濟生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豸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其天,勿奪其田,數家之口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八口之家,耕織並重,不奪農時,減輕剝削,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樂土。

仁政是王道學說的中心思想與先決條件,孟子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

孟子發揮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為“仁政”的根本。“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為大?

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

守身,守之本也”守身與孝順父母是根本,一切都應該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愛主張在孟子這裡得到了全面的發揚光大,從而進入了“王道”的階段。與孔子的仁愛比較,基本精神雖然一致,內容卻更加豐富全面。孟子的許多設想要比孔子細緻精確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傑在位,賞罰分明,賦稅徭役適度,人民豐衣足食,於是對國家也就出於內心的擁護: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為了這一理想的實現,孟子勸導人民依禮而行,請求統治者愛民親民,扶植小農經濟,減輕農民負擔,這就是王道學說的基本內容。

2樓:匿名使用者

對於梁惠王的巨集圖,孟子告訴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別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當然,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對於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

法治並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只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於偏。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於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孔子曰:

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

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

征斂無時,暴也。

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

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

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於下也。

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

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

桓範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

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二。”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於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係,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省刑罰”三個字的闡揚。

也是王道精神並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由此我們也可以瞭解孟子動輒稱仁義。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只說“時刑罰,而不說“去”刑罰的原因。

所謂“治國不須刑罰”,那只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遷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薄稅斂”,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徵。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嶽,徵用民財,就是斂,徵用民力,就奪時。老百姓這一些額外的負擔和經常的稅賦,都要減輕,否則的話,征斂太多太重,則等於殺雞取卵。

弄到民窮財盡,路有餓莩,則無從征斂。

能夠薄稅斂,則藏富於民,國家自然富足,國庫自然充裕。現代的名詞,所謂“培養稅源”,也就是薄稅斂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個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個字。這是農業技術上的兩件事。“深耕”就是將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養分,成長得更好。

“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帶所謂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後,過一段時間——大多在穀雨之後,要把秧苗四周長的雜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費了土地中的養分,使秧苗長得更好。在臺灣,我們常在季春時節,看到農民跪在水田裡,兩手在地上劃圈圈一樣,把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到土裡,不但卻除了雜草之害,這些雜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這就是耨。

而所謂“易耨”,應該包涵了輪作的意思。同一塊土地每年種同樣的莊稼,會長得不好;如果輪換一下,今年種稻,明年種菜,那麼兩種植物都會長得比較好,這是古人早有的常識。農業方面是有許多技術的,這裡因為古代文學的精簡,只用四個字來代表農技。

所謂“不奪農時”,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時空、勤於耕種,改良農業技術來增加生產。

綜合以上三點,王道政治的重點,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財政,第三是經建。孟子說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罰,財政上做到了薄稅斂,農業建設上做到了增加生產,便可使社會安定、豐衣足食,然後進一步再提高教育水準。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閒的時候——正如《論語》中孔子說的“使民以時”——在最適當的時間,也就是前面所說“不奪時”,不在農忙時耽誤耕作的空閒時間,教化少壯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養與行為。在個人的品德上,對父母尊長,能夠善盡孝道;對兄弟姊妹,同輩朋友,能發揮友愛的精神;對人對事,能殫智竭慮,做得最適當,能夠言而有信,不虛偽詐欺。人人如能如此知恥,自立自強,在家的時候,這樣孝友父兄,到了社會上,能以這種品德待人處世,那麼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

各個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會。擴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國家。

到了這個時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戰殺人,在文化戰、政治戰上,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如果必要打仗時,你縱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撻伐秦國、楚國這些具備堅甲利兵的國家,他們也會勇敢地湧上前去。

孟子告訴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後,又返過來,從另一面分析當時鄰國敵國的國情,告訴梁惠王說:“現在他們這些國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

不問農忙不農忙,說打仗就隨時徵調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產,無法過農業社會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園破產,上不能奉養他們的父母,致使他們的父母也凍死餓死。強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離散。像這樣,等於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裡淹死,推進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這種徵役之苦,後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車行》和《石壕吏》等詩中,有詳細的刻畫,這是大家都能熟誦的。在明末,一名進士楊士聰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寫照,其中兩首寫道: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蓆;平日少撫練,臨戎增嘆噴;賊焰既已熾,調發雜主客;強者太猙獰,弱者不任革;緣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貧民無立錐,更復遭奇厄;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

殺運珍生人,輕細如蠓蠛;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孽;春來漸多疫,什九劇綿囗;蠢凶既草萎,良謹或蘭折;道路續新鬼,親屬累死別;貧民無棺斂,委棄空痛結,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

這兩首詩的文藝境界如何,且不去討論,但說得是相當沉痛的,例如:“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是說借用老百姓的腦袋,造成自己的功績,等於滿清時代所說的,大人的頂子,是血染紅了的(隱喻清朝大官們的紅纓帽)。

其餘如“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這就是窮兵黷武的結果,一副悲慘世界的畫面。如今百餘年來,我中華民族即經常在此浩劫的籠罩下,國家多難,人民不幸,實令人不勝慨嘆!

還有前面引用過的一位五代朱樑時詩人杜苟鶴,也有兩首詩感慨這種“陷溺其民”的**所造成的社會狀況。他在贈朋友張秋浦的詩中寫道: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

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

把“奪其民時”的情形,寫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題為《旅泊遇郡中亂》的詩中寫著: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為修寨木,荒墳掘作囗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孟子早已說過,你這些拼命擴張武力的鄰國,把社會弄成這個樣子,陷溺其民。

如果你實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軌道,財政經濟充裕,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強,然後再去征伐鄰國,自然就天下無敵了。所謂“仁者無敵”,不要對仁義治國的最高原則懷疑,不要猶豫,走向仁義的大道吧!

“仁政”——這個孟子的主張,在現代也還得細細地看的,如果能夠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國恥,心情也沒達到國強民富,則自然是“仁者無敵”,最後必能致勝的。

孟子和梁惠王,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到這裡告一段落。從他們兩人數次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終奉行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學說思想,推行仁義,講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過得好。對於當時那些策士,所謂縱橫家、謀略家等遊說之士,如蘇秦者流,為求取功名富貴,討好君主們擴充權力的心理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張,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為,不願那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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