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手機使用者
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文論思想比較研究——都是為了追尋文字的意義蹤跡那種把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完全對立起來的看法是錯誤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有關文字解讀的基本思想應該是互補的,它們歸根結底實質上都是為了追尋和挖掘文字的深層意義。 一、 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對峙”背後的聯姻 索緒爾的符號理論把符號分成了能指和所指兩種。
任何一種語言,從單詞到句子,都由能指和所指構成基本的意義。索緒爾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形成了一種尋找語言意義的結構模式,對結構主義思想的興趣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可是,在德里達看來,索緒爾的這種結構主義語言是西方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支脈,必須加以消解。邏各斯中心主義源於希臘語“邏各斯”,意思是“語言”或者“定義”。《聖經新約》裡說,“萬物始於詞語”,因此語言被提高到一個全部真理的終極本源的中心地位。
從語言觀的分歧上看,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似乎是相對峙的,但他們之間在淵源上存在著一定的聯絡,在文字解讀思想上也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
1 從中心到邊緣。結構主義從索緒爾那裡開始就邁向了形式、模式和結構的臺階,其目的就是要建構一個追蹤深層意義結構的話語權威中心。雅可布遜用音位學方法來分析詩歌,使之形成一個功能結構。
它的各個要素只能在同一構架之內才能理解的原理實際上已經為詩歌的創造和解讀建立了一個詩歌權威結構中心。列維 斯特勞斯通過對俄狄浦斯等神話結構的分析,創立了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實際上也是在走向一個神話結構的權威話語中心。巴特則崇尚一個認為製造意義活動的權威中心。
“中心”於是形成了某種可靠的深層話語結構。二項對立的文字分析方法就是一種分析模式, 即把研究物件看作一些結構成分,並從這些成分中找出對立的、聯絡的、排列的轉換關係,認識物件的複合結構。[1](ｐ17)這種二項對立的結構模式在文學史上大量存在。
巴爾扎克在給阿柏朗臺斯公爵夫人的信中寫道:“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特別。我觀察自己如同觀察別人一樣;我這五尺二寸的身軀,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
有些人認為我高傲、浪漫、頑固、輕浮、思想散漫、狂妄、疏忽、懶惰、懈怠、冒失、毫無恆心、愛說話、不周到、欠禮教、無禮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卻說我節儉、謙虛、勇敢、頑強、剛毅、不修邊幅、用功、有恆、不愛說話、心細、有禮貌、經常快,其實都有道理。說我膽小如鼠的人,不見得就比說我勇敢過人的更沒有道理,再如,說我博學或無知、能幹或愚蠢,也是如此。”[2]巴爾扎克的這些二項對立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裡,形成了美醜並存、善惡同在、真偽共生的錯綜複雜的人物性格的群體。
[1](ｐ172)這些二項對立的具體思想和內容是靠語言結構敘述來完成的,文學這時成了語言狀態本身的一種語言。巴特因此下了結論說,“在敘事作品中‘所發生的事’從(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來說,是地地道道的子虛烏有,‘所發生的’僅僅是語言,是語言的經歷,語言的產生一直不斷地受到熱烈的歡迎。”[3]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學裡面也引進了一些語言學的觀點,認為下意識只有藉助於結構語言學才能科學地描述:
“無意識的話語具有一種語言的結構”,他還從語言學角度來重新解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4](ｐ258)這樣一來,一個以語言結構為模式的結構主義話語權威中心建構了起來,一切文字的創作、分析、解讀、批評都指向這個話語權利中心,以至於不敢越雷池一步。2023年法國的“五月風暴”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當時在“五月風暴”中,情緒激昂的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使法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受到了一定的威脅和驚嚇,而結構主義學者們卻躲進書齋,不出面支援****,以保持整體結構次序的平衡和穩定,顯得十分保守。這時激烈的****開始引發了對整體、結構、次序、層次和權威中心主義的猛烈抨擊,轉而相信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這是對“中心”的懷疑和疏離的反叛行為,標誌著解構主義的開始。
德里達2023年在霍普金斯大學所宣讀的**《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遊戲》明確表明了結構主義的結束和解構主義時期的到來。從此之後,德里達開始了他的解構主義對結構主義的猛烈抨擊。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從結構主義的鼻祖———結構語言學那裡開始解構起。
索緒爾認為:“語言可以比作一張紙:思想是正面,聲音是反面。
我們不能切開正面,而同時不切開反面。同樣,在聲音裡,我們不能使聲音(能指)離開思想(所指),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5](ｐ151)德里達則把這種能指和所指稱作形而上學的神學中心論,因為他認為這種將任意性原則和差異性原則侷限於能指,而不是用於包括所指在內的整體做法表明:
能指與神學邏各斯中心主義有一種直接關係,這樣的能指猶如始終依附於其所指物件一樣,始終求助於一種創造的生存或一種既定的思想性言語。[4](ｐ368)德里達很清楚地認識到擺在他面前的歷史重任:一定要打破這種千百年來的形而上學思想,以消解邏各斯中心主義。
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意味著今後的文字和文字語言開始遊離和疏遠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威中心,使得文字和文字語言的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地邊緣化,這也為後現代主義時期出現的“失語症”提供了理論的腳註。
2 從整體到破碎。結構是結構主義的核心概念,但是也引起了學者們的不同解釋,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認為,“一個結構包括了三個特徵: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
整體性是按一定規律組合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絡的整體系統。轉換性也叫同構性,即結構內部各要素按一定規律交換,這些轉換規律起建造結構作用,決定結構的界線。自律性指結構內部各要素相互制約、互為條件而不能被外部影響的性質。
[6]結構主義的整體性(以及文字敘述性的研究)為文字解讀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具,例如,普羅普對神話故事主張系統描寫而不重視起源探索的方法受到了列維 斯特勞斯的讚揚。[4](ｐ234)普羅普發現,“童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繽紛,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轍,千篇一律”[4](ｐ235)的特點,體現了他在童話文字整體性觀照下的邏輯判斷。
“如出一轍,千篇一律”是童話的表層結構,是可以感知的,是不需要作過多分析就清楚明瞭的。但最讓人費解的是深層結構,它是潛伏在文字中的深層意義單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要用抽象的手法,在敘述的整體性下面把這種深層意義單位找出來。阿于格雷馬斯在《故事的結構分析》中,把神話歸結為三大要素:
[1](ｐ186)(1)結構———神話的結構法制:ａ 敘述型別為所有神話故事的結構屬性總和而成;ｂ 敘述型別既要視神話為一個跨語句單位即規範系統,又要體現由敘述方式顯示的內在結構。(2)規約———給敘述單位(意群)歸類:
ａ 試驗意群(考驗);ｂ 契約意群(締約與廢約);ｃ 分離意群(出發與回程)。(3)資訊———即神話語音符號的特殊意義:ａ 敘述資訊———處於敘述層次的闡釋;ｂ 處於結構層次的闡釋———結構性資訊。
從阿于格雷馬斯把神話歸為三大要素來看,結構主義敘述學是要把文體體裁作為一種系統化符號規範,以突出對文字思考、分析的整體性。
解構主義也是從文字的系統化和整體性出發,但它的目的不是去使文字“系統化”和“整體性”更加完善,而是要摧毀這個系統和整體,把它們肢解得支離破碎。德里達就是通過把固定的系統或整體次序推翻,並加以顛倒來實現他的解構的。他認為,“在傳統的二項對立的哲學觀念中,對立面的平行並置是不存在的,在**的等級關係中,對立雙方中的一方總是統治著另一方(價值論意義上的,邏輯意義上的,等等)。
要解構這一對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況下將這種等次關係加以顛覆。”[7]為了實現他的顛覆思想,他首先從消解語言中心主義做起,有目的地創造了一個十分艱深難懂的概念:“分延”(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
這意味著再也不存在著所謂的語詞和本源的恆定意義,一切符號意義都是在一個巨大的符號網路中被暫時確定,而又不斷地在區分和延擱**現新的意義。文字新的意義同樣又在延擱中區分,在區分中延擱,出現另一個新的意義。這樣一來,系統被瓦解,整體被破碎,一個文字可以像“魔方”一樣在“區分”和“延擱”中誕生出無窮無盡的意義來。
除了分延,德里達還創造出了“播撒”“蹤跡”和“替補”這三個重要的概念。“播撒”是德里達對“分延”概念的進一步擴充套件。文字的分延使意義的傳達方式不可能是直線般的,也不可能像形而上學那樣由中心向四周輻射開來,而是像撒種一樣,這裡一點,那裡一點播撒開來。
“蹤跡”表示原始的迷失,它是在場中的不在場,是存在的影子。“替補”是一種補充和增加,但暗示著一種根本的空缺。這幾個概念從根本上肢解了結構主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穩定性,就好像一塊手錶被拆開了以後再也不能夠重新裝上一樣(米勒語)。
3 從意義到虛無。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都關心同一個話題:文字的意義。
結構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個有意義的結構,以揭示文字的深層意義。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認為,“語言並不因為其具體表現而窮盡。它包含迄今為止從未說過的潛在語句,而這些語句則能呈現意義和語法結構;對於一個學會了英語的人來說,由於他有理解從未接觸過的語句的能力,他就具備了超出其語言表現的語言能力。
”[8](ｐ30)結構主義就是要想在一個穩定的結構裡,以理性的態度去尋找潛在的話語意義。其實,早在結構主義作為一種“主義”出現之前,義大利的維柯就已經試著去找出某種文字意義結構,他在《新科學》裡試圖找出人文現象的普遍公式,構造一種“人的物理學”,尋求出早期人類思維的“結構”。到了列維 斯特勞斯那裡,已經形成了《結構人類學》,他發現:
(1)結構中任何一成分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成分的變化。(2)對任何一結構來說,都可能列出同類中產生的一系列變化。這樣一來,文字的意義就可以框架在一個恆定的模式中,以至於不被“誤讀”。
這種重複的結構突出了文字的深層意義:人類語言的無意義、無邏輯以及生命的空虛、無望和一種漫不經心的殘酷。
雖然解構主義關心文字的目的也是為了發現意義的存在,但它是通過破壞永恆不變的意義結構來使意義變得虛無縹緲。德里達用“意義鏈”來取代“結構”。由於意義鏈是無限制的、非目的性的,所以它排除了以為在系統中有一個具有統治作用的整體想法;又由於它既是空間的又是時間的,所以它本身就不會降到整體或物件的地位上去。
[4](ｐ365)“意義鏈”失去了“物件的地位”,只能在空中游離,沒有了任何根基,所以意義永遠變得不確定,在這種情況下的文字解讀永遠是一種“誤讀”。德曼強調文字語言符號與意義的不一致性,認為一切語言都有修飾成分(如隱喻、象徵等),因此一切語言都有欺騙性、不可靠性和不確定性。他在《盲視與洞見》一書中指出,閱讀中這種由批評家的無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並在自身解構中不斷出現的矛盾就是一種“盲視”,而批評家只有藉助某些盲視才能夠獲得“洞見”。
在這個意義上,德曼的觀點是洞見建立在洞見所駁斥的假定之上,洞見寓於盲視之中。[10]無疑,這種觀念使德曼完全滑進了虛無主義的深淵,因此文字意義對解構主義來說,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是根本觸控不到的“幻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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