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去的5o年裡，中國的人口轉變大致可以分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死亡率變動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1949－2023年）。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質上是居高不下的，2023年的出生率水平還與建國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間。
中國的人口轉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開始，這第一個階段就是死亡率的轉變階段。但真正對人口增長產生遏制的人口轉變應該是出生率也開始下降的時候——這就是60年代末，確切說是在2023年前後進入了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出生率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197年至今）。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死亡率已經降到較低的水平上並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態勢，由於粗出生率不同的變化態勢，所以如圖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發展階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線式急劇下降的階段（1971－2023年），在整個70年代，出生率從30‰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個千分點，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動中緩慢下降的階段（1981－2023年）。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於2o％。的水平上波動，而粗死亡率則穩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個低水平上繼續緩慢下降的階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開始了拾級而下的下降趨勢。
這樣，整個第二階段經過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動和9o年代的緩慢下降，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間的缺口開始逐漸收攏，人口轉變逐漸趨向完成。
中國的人口轉變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個轉折。大的轉折點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轉變從“開口”轉向了“收口”；小的轉折點則有2023年（死亡率）、2023年。
2023年和2023年這幾個重要年份。“十年一轉變”是近50年來中國人口轉變的一個顯著特點。
如果進行平滑處理（如圖2所示），我們就會發現：人口轉變經過了兩個大的階段。一是擴口的階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對以制度變遷為先導的現代化作出了反映，這也是符合規律的現象。
這時，人口增長率趨向擴大，人口膨脹。二是逐步收口的階段，死亡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較穩定的階段，出生率作出了較強烈的反映，出生率與死亡率的差越來越小，人口增長減緩並走向零增長。
但顯然，從圖2可見，“增長之口”還沒有收攏，還需要藉以時日。這就是我們未來可預見的前景了。
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大致也有四個階段：
1.2023年到2023年，經歷了一段爬坡的過程，自然增長率從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轉變的增長階段。2023年至2023年的增長低谷是非正常的，並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相反地，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人口狀況來說，高速增長才是反映實質的特徵。
2.2023年到2023年，人口增長開始急劇下降。（3）2023年到2023年，人口增長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波動和回升現象。
（4）進入叨年代，人口增長穩步下降和減慢。但此後是否一直穩步下降卻是我們目前不能輕易肯定的。
總之，從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變動的趨勢來看，我國人口轉變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而且非常巧妙地與每十年的時段相吻合。
從**來看，今後中國的人口轉變趨勢是在粉出生率繼續緩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綜合作用下，自然增長率是逐步趨向“零。負”的這麼一個前景。這一點可以很清晰地從圖4中看出。
如下圖所示，中國人口轉變要趨向完成大概是在21紀的30年代以後。從**結果看，自然增長率是單調遞減的演變過程。2023年前後或許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此前的中國人口是一個增長型的人口，而此後的中國人口則演變為縮減型。這一轉變意昧深長，為中國實現適度人口目標邁進了一大步。根據林副德。
劉金塘的**，人口增長慣性將逐步減弱，育齡婦女佔總人口的比重將持續下降，2023年降到26.7％，2023年為24.5%，2023年降到21.
9%.這樣，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長將達到峰值15.19億。
根據這樣的前景，中國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實現一個徹底的和穩定的人口轉變，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出生率持續的和穩定的下降。黑線以右方向標誌著“後人口轉變”的到來——如果考慮了人口再生產型別和人口增長型別這雙重轉變的話。我們現在實現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產型別的轉變，而且是不穩定的一種轉變。
黑線以右方向也標誌著建國以來我國人口轉變的第五個階段，即零、負增長階段。目前我們所經歷的人口轉變將是歷時最長的，是現代人口轉變從進入門檻（即“實現”）到走出門檻（即“完成”）的整個壯麗歷程。
從總和生育率的變動看人口轉變的歷程
生育是人口增長的原動力。我國出生率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育率的變動。2023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題是：
“人類對生育的選擇決定著人類對未來的選擇”。那麼建國以來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變動的呢？從總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轉變的歷程無疑是重要且獨特的角度。
至少，從計劃生育工作的角度說，生育率的變動是最值得關注的一個指標。
如下圖所示，中國的生育率經過了一個與整個人口再生產型別的轉變相似的歷程。根據資料所顯示的資訊，我們的結論是：
2023年至2023年為生育率轉變的第一個階段。不妨稱之為“前轉變階段”。從全國的情形來看，除了大躍進和三年災害期間非正常的生育減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這一點與出生率的變動幾乎完全一致。
生育率維持在平均6個孩子的水平上。
2023年到2023年為生育率轉變的第2個階段，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階段，可簡稱為“快速轉變的初始階段”。生育率從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樣，幾乎下降一半。
2023年到2023年為生育率轉變的第三個階段，可稱之為“波動中轉變的中期階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間波動。由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計劃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極限的時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內部的反控制力就構成了持久的衝突，形成了“拉鋸戰”的局面。在本階段，我們多年的努力已經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
但由於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轉變的文化邊界，所以出現波動也在所難免。
2023年到2023年為生育率轉變的第四個階段，由於這段時期的生育率變動出現了相對穩定的下降趨勢並穩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稱之為“持續的低生育率階段”。與前一階段比較，它的特點一是曲線下延比較平滑，二是持續地低於更替水平。這一階段的成績可以說是既夢寐以求。
又來之不易。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大致達到了而且多年來維持了一個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來的走勢到底如何，似乎還沒有權威的說法。事實上，2023年以後的資料也是有多家的估計，並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不過，估計的差別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動。
從今後的變化看，有些“波動”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會影響我們實現2023年將人口控制在14億以內，在刀世紀的上半葉實現人口零增長的目標。
在最後的那個階段，也就是對當下的中國來說，穩定住一個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對於最後的和完成意義的人口轉變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人口慣性增長時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轉變決定著出生率的變動，最終影響著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
目前，我們來自人口數量方面的挑戰既有存量方面的問題，也有增量方面的問題。解決或者說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減緩人口存量的膨脹。但解決了人口增量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人口的存量問題。
而“穩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內服從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從長期來說則是服從於存量減少的要求。這樣，從結合適度人口目標而設計的人口控制目標，決定了“穩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確的戰略抉擇。中國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價之後，我們的確為相對減少人口的壓力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從“制度一政策一發展”的綜合角度看人口轉變歷程
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看人口轉變，譬如以2023年國家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方案開始算起，根據幾個主要年份的資料，可以很明顯地分出幾個階段。這種劃分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了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同的歷史作用。結合圖1和圖2，我們知道：
建國初期的死亡率轉變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轉變是兩次意義重大的轉變。但顯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經有下降趨勢。進入80年代以後，出生率下降的空間實際上已經不大，進一步的下降預計會是一個緩慢和漸進的過程。
從人口轉變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始終處在傳統階段或者說人口轉變的萌芽階段。
而到20世紀中葉以後，人口增長轉入轉變階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長急劇加快，形成了現代人口的高速增長，形成現代中國的人**炸。1950-2023年間，中國人口實際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7.3‰，是歷史上和平時期年平均增長率（以7‰計）的2.
5倍。考慮到70年代以來計劃生育因素的影響，這樣，就不妨以2023年為分界計算進入現代以後兩個時期的人口增長率：1950－2023年年平均增長率為20.
48‰，1971－2023年為14.75‰，前者比後者高出近6個千分點。如果1971－2023年繼續保持1950－2023年的高增長率，那麼2023年的總人口將是13.
85億，而不是12億，多出近2億人。②任何一個經歷過人口轉變過程的國家必然有一個人口增長加速的過程，所以現代中國人口的急劇膨脹有其客觀必然性。不批馬寅初，也避免不了這樣的歷史命運，只不過人口轉變可能會提前完成，人口轉變增長量會相對減少而已。
這樣，如果中國人口轉變從建國初期算起，那麼我們就可以通過一幅簡圖來總結一下中國人口轉變的特點：
其一，在1950－2023年，無論哪種估計，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於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從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則從32‰下降到28‰。這是死亡率下降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又是人口轉變的開始階段。由於當時死亡率的下降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設大有關係，所以我們在這裡稱之為“制度型轉變”。
其二，在1973—2023年，則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顯著大於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從28‰下降到18‰，死亡率則從7‰下降到6‰。這一階段是人口轉變的加速階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由於其時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與我國大力推行的“晚、稀。
少”生育政策大有關係，所以我們在這裡稱之為“政策型轉變”。
其三，2023年以後是人口轉變的趨緩階段，也是趨向完成階段。其時粗死亡率的變動相對穩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動，粗出生率則比較緩慢地這些波動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從18‰降到16‰。
其間，改革開放為人口控制創造了日趨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社會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斷地完成自身的變革。越是到後期，越是清晰地展現出綜合型“發展”的偉力。所以我們在這裡稱之為“發展型轉變”。
除了上述的階段性特徵，中國人口轉變道路的特點還表現在：門）死亡率率先下降，這同於50年代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經驗模式。
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產物，沒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國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會下降得這麼早、這麼快。
中國人口轉變的完成階段將比較長，也可能是三個階段中最長的。在完成階段，人口轉變的推動力將更多地有賴於現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應已經大大遞減，所以期望生育率。
出生率有進一步下降就要在一個較大的歷史跨度內寄希望於社會經濟的現代化以及人的現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現代化可能會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2023年至今中國人口一直處於人口轉變的過程當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應相當顯著，80年代以後政策效應趨向弱化，雖然在具體工作中離不開社會制約機制，但實際上社會制約機制的功效已發揮到極致。特別是到了9o年代，社會進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導向機制的作用開始日趨重要。
在三個階段的劃分中，第一階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視為制度變革的產物，建國之初國泰民安，醫療衛生條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顯下降，特別是嬰兒死亡率。到50年代後期，出生率也有了緩慢然而自覺的下降趨勢。第二階段的出生率下降屬於典型的“政策型”，是通過政策的力量壓下來的，但政策的功效畢竟不是萬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著難以逾越的社會文化邊界。
進人80年代以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於縮小和限定了生育決策的空間，結果導致了大量的文化邊界上的生育衝突。這樣，到了第三階段，就可以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歸類為“發展型”。換句話講，沒有社會經濟多方面的發展並觸動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育態度，出生率的進一步下降將是難以預期的。
中國人口轉變最獨特的地方就在於7o年代以來引入了強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從而干預了自然的人口轉變過程，使之速成。但為此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例如出生嬰兒性別比的升高、偏高問題，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問題，獨生子女素質發展的失衡問題，統計資料的失真問題，幹群關係的緊張問題，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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