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三大盛世是哪三大盛世

1樓：李二淚

西漢盛世、唐朝盛世、清初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

中國歷史上有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等統一王朝，出現過10多次盛世，最有名的盛世只有三次，即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極盛再到昭宣中興的西漢盛世、從貞觀之治到開元全盛的唐朝盛世和康雍乾時期的清初盛世。

西漢盛世包括文景之治、武帝極盛再到昭宣中興，持續了130年。這一時期的成就：

1、文帝景帝休養生息，國庫錢財充足，糧食多的堆到倉外爛掉，百姓富足；

2、漢武帝以後開疆擴土，打敗強大匈奴，將西域納入**版圖。嶺南地區，東北等地區也得到了擴充套件。

3、《史記》和《漢書》開創史學，思想文化，**都走向繁榮，科技發達。

擴充套件資料：

唐朝盛世

從貞觀之治持續到開元盛世，持續時間也是近130年。這一時期的成就：

1、唐太宗時期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唐玄宗時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2、唐朝的疆域空間廣大，將北方草原囊括在疆域中，長城成了擺設，絲綢之路繁榮，中西交往頻繁。

3、科技文化發達，唐詩散文一直影響到現在。

清初盛世

從康熙中葉起，到雍正、乾隆年間，清朝國力達於鼎盛時期，長達133年。主要表現：

1、人口的空前增長，達到近4億，經濟規模和總量居當時世界之最。

2、平定蒙古，新疆，入駐**，疆域空前，僅次於元朝。

3、編制四庫全書，但文化上受到嚴厲阻礙。明清時期玉米、蕃薯的引進，極大促進了農業和人口的發展，所以也稱為“蕃薯盛世”。

2樓：賀瑤查頎

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長河中，先後出現過幾個最好的歷史時期，史稱“盛世”，例如西漢“文景之治”發展到漢武帝而極盛，唐代“貞觀之治”而至開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稱盛與清代“康雍乾盛世”，還有鮮為人知的“戰國盛世”。

其中，人們多以“盛世”命名的為“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

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亂之後，在新興王朝上升時期推進至極盛。西漢在秦朝廢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歷170多年“休養生息”後才達到全盛。唐代開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亂之後，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現的。

其間，走過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驅逐元朝統治者出長城，一統天下，經半個世紀的勵精圖治，終於開創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萬曆中期，亂象環生，經熹宗至崇禎，終釀成大亂，至清軍入關前，已持續亂了約半個世紀。

清入主中原，剿滅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軍；掃蕩南明勢力，花費了近20年的時間。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亂的基礎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經過近70年，終由大亂轉為大治。

戰國時期有些特殊，咋看起來，七國並立呈混亂狀態，實際上是經過春秋“禮崩樂壞”、長期兼併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國保持了長期的相對穩定，最後由秦實現統一，始達大治頂峰。

各個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徵：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局穩定，社會久安，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

3樓：

所謂“三大盛世”，是指中國歷史上社會環境較為安定，人民生活相對富足，最為後人稱道的三個時期，即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出現，總的看屬於歷史的偶然。這種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統治者吸取“官逼民反”的教訓而產生的民本思想。

他們重視人民群眾在國家統治和治理中的地位，妥善處理君民關係和官民關係，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可以說，民本思想的興起和實踐是三大盛世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當代中國“以人為本”思想的源頭。

文景時期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寬慈待民的眾多社會政策上。為了提高民眾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漢文帝下令免除田租賦稅的一半，由漢初的“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後來還免除農民的土地租稅。文帝在減免稅收的同時，還採取一定政策改善社會底層人民生活。

《資治通鑑》記載，文帝在即位當年就給鰥、寡、孤獨及窮困之人提供資助，對於80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都賞賜米、肉和酒。

貞觀之治是指唐太宗在位的23年盛世。唐太宗繼位時，自然災害不斷，社會經濟凋敝，人口大量流亡。唐太宗實行以人為本的開明政策，重視人才，知人善任，從諫如流。

貞觀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規模精兵簡政，淘汰庸員，將**官吏由2000人減少到600人，另一方面多次下達求賢舉才的詔會，以種種形式發現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中，魏徵、張亮等人出身寒門，杜淹、李靖、秦叔寶等人甚至來自於敵對的政治集團。最可貴的是，唐太宗重視人民群眾在國家中的作用。

《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對侍臣強調“國以民為本”，當時名臣馬週上書時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為本”。唐太宗認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來自於上天授予，而是來自於人民推舉。“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

”這些觀點極具進步意義，有效地緩解了階級矛盾。

康乾盛世的出現關鍵在於開明的用人制度。200萬滿族人入主中原，一統江山，贏來盛世，一方面是由於極高的統治手腕和政治智慧，但至關重要的是滿族人能夠積極打破民族壁壘，不拘一格重用漢人，並由此贏得漢族官僚和士大夫集團的支援和認可。例如，明朝兵部尚書、薊遼總督洪承疇在兵敗降清後，被清廷委以重任。

洪承疇提出了許多治國安邦的建議，並招來一批明將明臣為清朝效命，為清朝迅速統一國家並鞏固新興政權立下大功。洪承疇在立功回到北京後，皇帝“特召賜宴及賜大蟒袍、靴襪等項”，太皇太后“特恩賜宴”。他死後，清廷“賜祭莽如例，諡文襄公”，還立碑稱讚他是“賢良之臣”。

如此重用前朝重臣在封建社會是不多見的。

鞏固法律權威，用法律手段對官吏進行權力制約，促進了“三大盛世”的政通人和

眾所周知，在封建社會裡，皇帝的權力幾乎不受制約，而法律不過是社會控制的工具，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不佔有太大權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統治者認識到權力是雙刃劍，不受制約的權力可能給國家進而給自己的統治帶來巨大的危害。因此，他們也經常通過種種途徑進行法制改革，鞏固法律權威，用法律手段對官吏進行權力制約，以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在“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秦朝採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崇尚嚴刑峻法。漢初刑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秦律，仍保留宮、刖等極為殘忍的肉刑。漢文帝當政時，逐漸開始廢除肉刑。

《漢書·刑法志》記載，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小女兒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表示自己願意去做官婢，以贖父親所犯的罪，使父親有機會改過自新。當時文帝很受感動，決定廢除肉刑。漢文帝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以身作則遵守法律。

《漢書·張釋之》記載，有一次漢文帝坐馬車外出經過中渭橋，剛好當時有人從橋下走出，驚嚇了文帝拉車的馬，文帝自己也受驚了，很生氣，要求法官嚴懲該人。法官張釋之只對該人判處4兩罰金，並解釋說，法律應該以同樣的標準對待天子和百姓，如果該人無意中讓其他人受驚了只接受這樣的懲罰，不能因為受驚嚇的是皇帝就加重該人的處罰。文帝認為有道理，就接受了張釋之的看法。

唐太宗十分重視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讓人修訂當時的《武德律》，並花十年時間制定《貞觀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繼承隋朝的法律，不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規定比較嚴厲。

《貞觀律》與其相比，不僅削繁為簡，變重為輕，廢除肉刑和兄弟連坐等落後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貞觀律》邏輯嚴密體系完善，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法典的高峰，併成為後世法典效法的物件。唐太宗對判處死刑很重視，每次決定判處死刑，必須由下面主管**連續五次上奏，以避免錯判錯殺。唐太宗還特別強調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嚴格規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式，很好地維護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和諧社會應該是可持續的美好狀態，不是一勞永逸的目標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所謂和諧也都是相對的、歷史的，由於固有的階級矛盾和封建帝制的詬病，也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更不能同我們今天建設的和諧社會同日而語。如果說統治者有一些利民的思想和行為的話，那也不過是他們害怕人民群眾的反抗，為延長自己的統治而採取的不得已措施罷了。事實上，上述“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

因此，“三大盛世”的和諧終究只是暫時的，是幾顆歷史的流星。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上述根本性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國家的發展缺乏持久的動力和一貫的進取精神，社會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領袖後繼乏人。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在出現後，都不可避免地趨向守成，社會的主導思想逐漸由開拓進取轉為“持盈保泰”，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由奮發有為而轉向享受昇平，滿足於維持現狀，對眼前的問題小修小補，乃至自高自大，掩蓋矛盾，粉飾繁華，縱情於聲色犬馬，陶醉於歌舞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性。

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就在這種狀態下不斷滋長，日積月累，變小患為大患。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蕩蕩。大清盛世的締造者，不僅忽視了國內社會的潛在矛盾和問題，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沉溺於“盛世”之中，最終使盛世成為近代中國落後於世界的肇端。

三，盛世的統治者都往往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生活糜爛，不思上進。這表現在大小**紛紛**腐化，以權謀私，為所欲為，不受制於外部監督，整個官吏隊伍素質嚴重下降。這在康乾盛世表現得尤為突出。

康熙在位時，腐敗之風已經蔓延。雖然他曾一度懲治**，強化吏治，但一方面隨著他年事漸高，對政事越來越消極，主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經常寬容******的行為，另一方面也由於他自己生活奢侈，愛好出行，並大講排場，上行下效，整個社會都瀰漫著驕奢淫逸的風氣。雍正上臺後，勵精圖治，改革財政稅收制度，並採取“火耗歸公”與“養廉銀”的做法，不僅減少了官吏以權謀私的途徑，還大幅度提**吏工資待遇，一定程度抑制了**的風氣，為康乾盛世的維續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但一者，雍正在位時間很短，乾隆上臺後，朝廷反腐敗的熱情迅速降低，並寬赦了大批在雍正期間由於****而受處分的官吏，這使得腐敗之風急劇興起，**者為所欲為，清廉者屢受排擠。二者，封建制度也決定了它無法解決自身的問題。乾隆後期，由於國庫空虛，朝廷甚至實行議罪銀製度，幾乎是公開買官賣官，煽風點火鼓勵**，這導致當時的吏治腐敗幾乎到了無可復加，空前絕後的程度。

嚴重的吏治腐敗動搖了清王朝的根基，使清王朝經歷康乾時期表面的繁榮之後，急劇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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